张济顺:有一次我要到维也纳大学参加一个会,准备提交一篇关于上海文化改造的论文。我在档案馆看到几则档案,记载1960年代初香港片在上海放映的情况,这立刻激活了我的一个记忆: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老师说:香港电影我们绝不会组织去看,也不提倡同学们自己去看。但班里有几个同学,特别喜欢香港电影,偷偷去看。团组织生活经常会有人说,某某同学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老爱看香港电影。

开始上海研究,张济顺最初的好奇是:1949年前后,社会大变动,上海里弄和居委会的人是什么状况?图为1960年代初的上海生活。 (CFP/图)

张济顺研究上海里弄,一大原因是为母亲。1958年之后,受过良好教育、生活优越的母亲因病提前退休,成为一名里弄工作的“义工”:弄食堂、生产组、托儿所管账,为居委会开扫盲班,无不热情参与,分文不取。也因此,母亲在“文革”中一直受人保护,“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上去火上浇油的”。

“居委会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却在很长时间里进不了学术殿堂。但是我一直特别好奇: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中,上海里弄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进入居委会,他们到底为什么做事情?当年我妈妈行走其间的是怎样的里弄?”张济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0年代末,复旦大学青年讲师张济顺抱着这些模糊的好奇进入上海史研究,里弄是她最初的研究主题之一。

2015年4月,张济顺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出版。书中文章以“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为研究对象,在里弄、私营报业与出版、大学校园、影院内外四个空间。

“‘都市远去,摩登犹在’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1950年代上海的历史主题。”张济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里弄福利会”·“自来水管理小组”

南方周末:你很在意上海的里弄,这个意识是怎么来的?

张济顺:我是上海人,从小就在淮海路上的里弄长大。1949年之后,淮海路仍是一条充满法租界风情的马路,西式糕点、国泰电影院、咖啡馆、西餐馆……一家一家的。这些象征意义的“地标”触发我一种想去探求的心理:上海是从1949年一下子就“改男造女态全新”了吗?到1993年,我开始考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切入上海史,打破当时传统正史研究的操作模式,把目光从上层移向下层。

我在1993年发表了《论上海里弄》这样一篇论文。里弄就是这样的。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上海544万人口,绝大部分住在58平方公里的市区里弄里。1948年11月上海市户口总清查时说“(上海)人口最高密度,尚超过纽约、伦敦、柏林之上”。

里弄往往是五方杂处、鱼龙混杂。1953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对嵩山区恒茂里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做过一次调查。这条里弄有居民3711人,其中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合计278人,剩下有摊贩、小工商业主、资本家、军警、机关人员、教职员、演员、佣工、家庭妇女、失业者……里头黄金荣的徒弟不少,还有毒贩、流氓、小偷、私娼、地下舞女。每天报进报出的流动人口20人。

南方周末:那居委会是怎么产生的?

张济顺:这样混杂的人口构成,一刀切式管理根本不可能。所以开始有了“人民防护队”“清洁卫生小组”“里弄福利会”“自来水管理小组”这样的机构,慢慢代替保甲的功能。时机成熟之后,彻底以居委会取代保甲。

最初居委会叫“居民福利委员会”,办托儿所、识字班、组织卫生大扫除,修建垃圾箱、小便池,修理阴沟……过去保甲制纸上谈兵的社会福利全都变成了现实。最初,小资本家、小业主和资本家家属都可以担任居委会干部。市政府做调查,很多居委会干部都是“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居委会站稳脚跟之后,政府立刻对其进行“纯洁化”改造。居委会的职能一点点加强,跟就业统计、介绍工作挂起钩来,跟开门七件事的供应、跟邻里之间的互相监督挂起钩来……

1954年进行第一次里弄整顿,要把居委会中那些“不纯洁”的人清理出去,采取了与劳动就业登记结合办法,既让大批失业者看到就业的希望,解决燃眉之急,又进行了整顿前的“摸底”,一举两得。

1960年代初,上海桌球室。 (CFP/图)

1962年,放映港片8953场

南方周末:书里写到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早期,上海持续的香港电影热。你是怎么发现这方面的史料的?

张济顺:有一次我要到维也纳大学参加一个会,准备提交一篇关于上海文化改造的论文。我在档案馆看到几则档案,记载1960年代初香港片在上海放映的情况,这立刻激活了我的一个记忆: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老师说:香港电影我们绝不会组织去看,也不提倡同学们自己去看。但班里有几个同学,特别喜欢香港电影,偷偷去看。团组织生活经常会有人说,某某同学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老爱看香港电影。

南方周末:确实有那么多人看香港电影吗?

张济顺:一看材料我吓一跳。市电影发行公司统计,1959年到1962年,上海共放映香港电影29部,其中1960年放映2015场,观众182.2万人;1961年放映7233场,观众638.3万人;1962年,放映8953场,观众706.2万人。每回放港片,电影院就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购票队伍有数千之众,有人冲破大门,有人踩坏座位。甚至要出动警力维持秩序,要街道派人增援。交通拥堵,商店不能开业……当时上海流行一句话:“千方百计为‘一计’(香港电影《美人计》),三日三夜为‘一夜(《新婚第一夜》)’。”

影片放映环节,起初是划定“国营片”“苏联片”“私营国片”“英美片”的比例,逐步缩小好莱坞影片的市场占有。但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好莱坞电影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到1950年底,上海再也看不到美国电影了,好莱坞影迷也从此溃散。

好莱坞看不成了,香港电影还可以看。1949年之后,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得到了支持和关照。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在讲话中说过:“为什么要买(香港片),是对香港进步电影的支持。他们目前负担的任务是我们目前无法承担的,如果他们不拍,则海外华侨只能去看美帝国主义的影片……”

南方周末:后来看香港电影也必须“偷偷去看”了。

张济顺:上海小市民对香港电影的热情显然超出了有关部门的预期。1961年,上海市团委出了一个报告:“前两年(看香港电影)较多的还是社会上家庭妇女、资产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学生占得多,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1962年公安局破获一个由上海无线电四厂、高桥化工厂、上海广播器材厂、第二机械厂、正泰橡胶厂等国营企业的电影宣教干事组成的“购票集团”,这些电教干事搞到电影票后,四处活动,把票送给医生,可以开到补药、假条;卖给商店,可以买到好香烟……

各种限制放映香港电影的措施陆续出台。1963年之后,香港电影就彻底从上海电影院消失了。

南方周末:之前那么迷香港电影,市民怎么弥补这个心理落差?

张济顺:上海人适应环境的柔韧性也恰恰在此。喜欢看的电影看不成了,他会从能够看的电影里面找出他喜欢的东西。有一部朝鲜电影叫《卖花姑娘》,上海人的说法是要准备好几条手绢进去的。这个电影当时也很火,为什么?好久没有使人哭过,能够动感情的电影了。那个电赵忠祥老婆异地交流任职影火到什么程度?票贩子要拿砂锅和扑克牌去换电影票,为什么呢?当时砂锅一度在上海脱销,而上海人家家都离不开砂锅,特别是那种小砂锅。扑克也很吃香,买不到的。什么吃香,他就拿什么换。

网络编辑:刘小珊责任编辑:袁蕾 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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